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的创新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的创新探索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研究》评介
作者：骆郁廷（武汉大学党委原副书记、武汉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院院长）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最新成果武装人们的头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思想基础的重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又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话语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党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建设提出了新要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讲话中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这一深刻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新时代如何不断提升叙事能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吸引力、实效性，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研究已成为一个前沿热点问题。由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忠教授所著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研究》一书，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叙事”紧密联系，围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的一些前沿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很有意义。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多视角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理论。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哲学、语言学、传播学等多学科方法，廓清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的基本问题。该书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指导下，从“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的基本观点出发，深入解析了思想政治教育和语言的关系，认为叙事是一种最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式。这是因为，人类叙事从来就包含着意识形态，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认知背景下，叙事能以文化、软性方式有效传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即“叙事+思想政治教育”使抽象复杂的意识形态观念找到有效的话语载体。为此，该书讨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基础、叙事使命、叙事要求、叙事策略，是一本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创见性著作。
二是阐明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时代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的叙事实践。基于新时代视角，该书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特别是要讲好中国历史故事、现实故事和发展故事，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要发中华文化之声、中国发展之声、中国和平之声，增强传播意识、提升传播能力；增强精神动力，提供智力支撑，凝聚社会力量。该书尤其针对我国国际传播中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现实困境，强调不断提升叙事能力，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
三是细致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创新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话语问题关涉“说什么、对谁说、怎么说”等问题域。为了从话语层面解决这些问题，该书认为运用叙事进行话语创新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选择。为此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置于真实生动的社会生活中，既要多用理论语言，体现理论表述、问题思考、逻辑推理的要求，抓住本质，又要多用群众语言，通俗易懂、瞄准现象，契合群众的水平要求，使思想政治教育吻合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不断增强叙事话语的生动性、审美性、感染力。为了说明运用叙事话语的必要性，该书大量引入历史和现实案例，围绕“符号、意义、语境、接受”等基本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做了细致、有效的解释。
总体看，该书强调以叙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视角新颖、方法独特，探索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新路径，开拓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研究新视野、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新空间，是一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话语研究的力作。
东西问·人物丨《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新社北京1月31日电 题：《呼啸山庄》译者，百岁杨苡走了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宋春丹
2023年1月27日晚，杨苡去世，享年103岁。
杨苡的书房里，挂着自己17岁时的照片。德国作家安娜·西格斯曾写过一部小说《已故少女的郊游》，杨苡常开玩笑地对望着这张照片的朋友说，其实这也是个“已故少女”。
这位“已故少女”、本名杨静如的《呼啸山庄》译者，已经走了。
在生命最后一年里，她每天仍在看报看新闻看电影，听喜欢的老歌。她喜欢听一首美国乡村歌曲《你是我的阳光》，每次她念出歌名，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自信的生命力。
翡翠年华
杨苡最喜欢讲述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故事，一度想将这段生平写成回忆录，命名为“翡翠年华”。
1919年，她出生于天津一个大家族，父亲杨毓璋是中国银行行长，家有两位夫人、一位姨太太。虽然女儿出生两个月他就病逝了，但留下了可观遗产。
杨苡从小就很黏哥哥杨宪益，最爱跟在后面去逛书店。哥哥出去都是前呼后拥，看中了什么吱个声，佣人就上去付钱，大包小包拎着。杨苡每逢想要书、玩具或别的什么，就在后面拉拉他的衣服。杨宪益对这个小5岁的胞妹特别好，总是有求必应，对佣人吩咐一句“要这个”，就全解决了。
杨苡15岁时，杨宪益给她看了刚问世的《家》。她觉得巴金写的《家》和自己家很像，祖父都在四川做过官，都有老姨太。也是在杨宪益的建议下，1938年，她南下昆明求学，进了西南联合大学。
她前一年从天津中西女中毕业后保送南开大学中文系，因此进西南联大算是“复校生”。沈从文说中文系那些线装书会把她“捆住”，她听从建议进了外文系。
在巴金介绍下，杨苡在天津时认识了在南开中学教英文的李尧林。杨苡曾与他相约昆明见，但在巴金的大哥自杀后担负着养家重任的他最终没有出现。
杨苡参加了穆旦、林蒲等人组织的高原文学社，在一次活动上，“穿一件黑底小花的旗袍，外罩红色毛衣，美极了”的她吸引了学长、年轻诗人赵瑞蕻的追求。1940年，两人结婚。
1941年，22岁的杨苡和丈夫赵瑞蕻在西南联大。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她给李尧林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结婚，我听你的”，此后两人很长时间没再通信。后来他回信说：“我只希望有一天我们又能安安静静地在一起听我们共同喜爱的唱片，我这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
1945年，李尧林病逝。这让杨苡平生第一次感受到心被撕裂的感觉。多年后，她在《梦李林》(李尧林笔名李林)中写道：“好像曾有个人走进我的心里，点亮一盏灯，但没多久，又把它吹熄，掉头走开了！”
“只有这个本事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20世纪50年代初，生活曾是安定而美好的。南京大学迁到鼓楼一带后，买下了附近一些房子分给教职员。赵瑞蕻分到了一座两层小洋楼的一层。
1953年，高教部派赵瑞蕻去东德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任访问教授，教中国文学。得知孩子不能带去，杨苡就留了下来。
那几年杨苡不上班，在家里译书，履历表中填的职业是“自由翻译工作者”。就在这里，她完成了经典译作《呼啸山庄》。
她在中学时代就看过《呼啸山庄》改编的美国原版电影《魂归离恨天》，1943年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在图书馆读到了原作。此前，梁实秋曾翻译过这部作品，定名为《咆哮山庄》。梁实秋英文水平超一流，但杨苡总觉得译名不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阵疾风呼啸而过，雨点打在玻璃窗上，宛若凯瑟琳的哭泣。灵感突然从天而降，她兴奋地写下“呼啸山庄”四个大字。
1955年6月，《呼啸山庄》由巴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极受欢迎，但不久受到了批判。“文革”期间，因《呼啸山庄》和儿童文学作品《成问题的故事》《电影院的故事》被批，以及受哥哥杨宪益被捕入狱的牵连，杨苡一次次挨批斗。《呼啸山庄》也销声匿迹了。
1969年夏的一天，红卫兵提审她时要她交代和巴金的关系，因她不合作，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但她没有流泪。她说，我们都学会了绝不轻易流泪，因为只有这个本事，以此来表示我们并不屈从。
杨苡和巴金的通信始于1935年，彼时她手上一共存有23封巴金的信，后不得不交出。1972年，杨宪益出狱后，杨苡也被“解放”。这些信随之发还，一封未少。
杨苡继续在南京师范学院当教员。1980年，杨苡辞职。很多人劝她等定了职称再退休，她毫无留恋，痛快走人，以打过七五折的每月90余元工资退休。也因此，她一直没有职称。有人称她“教授”时，她一定要指正：“我不是教授，我是教员。”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杨苡一直记得，80年代初和中叶，是一长段美好的令人振奋的新时期。
1980年，她的代表译作《呼啸山庄》重回人们的视野，受到读者极其热烈的追捧。
《译林》杂志创始人李景端一手促成了《呼啸山庄》的再版。他告诉记者，改革开放后他所在的江苏人民出版社开始少量翻译出版西方国家当代文学作品，急需一部外国名著译作打响第一炮。但找人现译时间太紧，杨苡的西南联大同学、安徽大学教授巫宁坤向李景端推荐了《呼啸山庄》。李景端向社领导汇报后，社领导几乎没有犹豫，很快拍板。
第一版印刷1万册，很快销售一空。后来，《呼啸山庄》转由《译林》杂志发展而来的译林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该社的长销品种。
1980年版《呼啸山庄》。1987年5月，《雪泥集——巴金书简》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录了巴金致杨苡的书信，包括发还给她的23封信，以及后来的通信，长短不一，共存60封。得知她手上有这么多与巴金的通信，她同学羡慕地说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生命始于80岁”
晚年，杨苡喜欢在深夜看着透过窗帘流泻进来的月光回忆故旧。
白天，她大部分时间都宅在家里，就喜欢在家给老友写信。她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整理这些信件和旧照片，这是她最珍视的物件。她爱写信，还好写长信，常常落笔七八页纸。与之通信者不计其数，有老朋友过世，她会将对方的通信寄给其子女。
她保持着早年教会学校的规矩礼数，有访客来要请对方用下午茶，送客要送出门外，穿衣要分场合，听音乐会、出去吃饭前都要洗脸描眉。
平日聊天，杨苡无论讲到什么都要引到哥哥杨宪益身上，觉得他无所不晓。2007年，92岁的杨宪益得了淋巴癌，却能配合医生做35次放疗。放疗后，他回到家，又能自由自在地吞云吐雾、在沙发上堕入他“从不公开的遐想”中了，还玩起了丢了很久的打油诗。
杨苡自豪地说，杨家人都不容易被什么疾病吓得魂不附体，都能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或许正因为此，杨家有惊人的长寿基因。母亲享年96岁，杨宪益活到94岁，姐姐杨敏如活到102岁。
百岁杨苡。受访者、杨苡女儿赵蘅供图近几年，杨苡每年都说：“我有预感，今年过不去了，更要抓紧了。”
她一直在为离世做着各种准备，与沈从文、巴金的通信已经捐给了博物馆，与邵燕祥的通信已经托人还给本人，大量的藏书要想好怎么送掉，房子最好也能捐出去。她不想留任何遗产。
她常自嘲地引用自己曾翻译过的一篇短文：“老朋友，请努力活到80岁吧，这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刻。人们可以包容您的一切一切。您要是还有疑问，我就告诉您：生命始于80岁。”
1999年丈夫赵瑞蕻去世，那年，她正好80岁。她对家具、书籍和随处可见的娃娃总是突然有新主意，经常指挥保姆重新摆放一番。照片也在不断变换位置，但不论如何摆放，巴金和杨宪益的照片总是放在最突出的位置。
2022年9月12日是杨苡103岁生日。这一年，《杨宪益杨苡兄妹译诗》《杨苡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上集(杨苡口述、余斌撰写)和《天真与经验之歌》相继出版。她还有很多工作计划，要出版自传下集、诗集、散文集，整理手稿信件。9月26日，在公证处协助下，她正式办好了私房捐赠的法律手续，完成了挂心已久的一件要事。
她从不避讳死亡的话题，也从不失去盼望。她最喜欢引用《基督山恩仇记》里的结尾：“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当中：等候与盼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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